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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英雄万古流芳
“大禹在史籍记载和民间传说中，是一位治水有功，造福人民的好帝王，受到人民的称颂。”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新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同时，大禹是中华民族奠基立业的伟大祖先，他上承炎黄尧舜，下启奴隶制社会，以他的智慧和力量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创了华夏民族的新时代。大禹不仅同炎黄尧舜一样具有巨大影响力和感召力，而且与他们相比，大禹的功绩更加卓著。”
“大禹的传说在全国各地很多，登封是大禹的故里，又是他建都地方，因此，要想了解大禹，必须到登封去。”在张新斌的指点下，近日，记者来到登封，见到了中国大禹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常松木。
据常松木介绍，大禹一生和登封的关系十分密切，他出生于嵩山，家居于登封，建都于登封。公元前2070年，大禹在阳城（今登封市告成镇）建立夏王朝。
登封市大禹故里研究会会长郜南松带领记者来到位于祖家庄村头的禹王祠。庙正中供奉大禹和两位夫人，西侧供奉夏启、中兴夏朝的少康和少康的儿子帝杼。禹王祠前有大禹故里坊对联“挥斧奠山川，颍水长铭王大德。感恩新庙貌，嵩高永祀禹英灵”，这些都真切地记载了大禹的历史功勋。
常松木介绍，帝尧崩，帝舜继位。帝舜任命大禹为司空继续治水。大禹带领大章、竖亥、伯益、后稷、真窥、横革、之交、国哀等人，踏勘九州，察看山川走势，测量地势高下，“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然后制定了“顺水之性、因地制宜，疏堵并举、以疏为主”的治水策略。
治水过程中，大禹“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同时，发展农业生产，经过13年的艰苦努力，终于治水成功。
“大禹治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成为农业民族永远的期盼，大禹治水被列为影响中国的100个事件之首。”常松木说，“夏王朝诞生的契机是大禹治水，对大禹治水的功绩，后人大加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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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奠定法制基础
登封市史志办主任、嵩山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吕宏军告诉记者，大禹治水并非神话，山东省宁阳县出土的西周中期遂公盨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也最为翔实的关于大禹治水的可靠文字记录。
那么，大禹又是如何通过治水来构建政权？如何通过治水而产生法制，并依赖法制来维护王权的统治呢？“德性天命、协同行动与治水的方法是法制的正当性基础。”吕宏军说。
据遂公盨铭文载：“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这表明至少在西周之际，大禹的信仰就已经形成，而且将大禹治水的成功归结为“天命”和“有德”，“德”之观念遂成为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天命和德性正是此后国家法度良善的最佳评判标准。
治水的重点在黄河中下游，以大禹为代表的华夏部族和以皋陶为代表的东夷部族成为联合治水的主要发起者和执行者。作为东夷部族首领的皋陶，对黄河下游地形山川的掌握和充分动员东夷部落民众的能力，使大禹的联合治水行动推行顺畅。
《尚书·汤诰》载：“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安。”大禹和皋陶协同与共，为巩固联合诸侯树立了榜样。有这两个强大部族的榜样，以治水强化联合诸侯的目的已经达到。当然，皋陶在治水中的贡献还不限于此，最重要的是，皋陶确定了治水行动的基本行为规则，即法律，以保证治水的持续性和有效性。《史记·殷本纪》载皋陶“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则禹”不仅包括一切治水行动听指挥，也包括以强制力保障治水后方物资供应。
刑法最初起源于对外征战的军事行动，此时皋陶作刑保障治水，刑罚的功能开始从战时转向平时，从“刑起于兵”到“刑起于水”，刑法不论平时、战时皆可适用，为治水提供了契机。
《尚书·皋陶谟》还记载了大禹和皋陶在治水之后讨论国家统治的方法，皋陶围绕“天命有德”正式祭出了法制的大旗，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遵行以天命来构建“五典（五伦）、五礼、五服和五刑”的治理体系，可以达到协恭和衷，政通人和的治理效果。显然，这些均是治水联合行动之所以成功的经验总结，而且将违反五典和五礼等行为都纳入到了五刑的法制框架内，扩大了法律后果的内涵和外延。这些得到了大禹的认可，并让皋陶负责推行。
“天时地利人和共同成就了大禹的治水伟业，治水意义已将治水看成了重整社会法度，综合治理社会的代名词。”吕宏军分析说，“法制的正当性来源、行为模式及法律后果，都在治水行动中变得逐渐清晰且系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