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原历史文化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中原文化的确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光辉灿烂。概括起来，有以下五个主要特点：
第一，根源性。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具有发端和母体的地位。无论是人类记载的史前文明，还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文明肇造，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从“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三皇五帝”、“河图洛书”等神话传说，到早期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等考古学文化，都发生在河南。夏、商、周三代，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根源，同样发端于河南。作为东方文明轴心时代标志的儒道墨法等诸子思想，也正是在研究总结三代文明的基础上而生成于河南的。
第二，原创性。就是说中原文化对构建整个中华文明体系发挥了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无论是元典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建构，还是汉文字和商业文明的肇造，乃至重大科技的发明与中医药的重大发现，都烙下了中原文化的胎记。
易经》、《道德经》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独特发现，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心理。黄帝“都有熊”置百官和李斯提出的郡县制，确立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模式；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衡的浑天仪，都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黄河母亲
第三，包容性。中原文化具有兼容众善、合而成体的特点。胡服、胡乐、胡舞、胡人食品在汉唐间传入中原，都融入中原文化之中。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基本都具有排他性，但是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传入中原，却被本土的儒道文化所接纳，成为中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开放性。就是说中原文化有着很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集中表现在：一是辐射各地。如岭南文化、闽台文化以及客家文化，其核心思想都来源于中原的河洛文化。唐代的河南思想家文学家韩愈就极大地影响了潮汕文化。二是化民成俗。中原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礼仪规范常常被统治者编成统一的范本，推广到社会及家庭教育的逐个环节，从而实现了“万里同风”的社会效果。三是远播异域。秦汉以来，中原文化主要是通过陆路交通向东向西广泛传播，不仅影响了朝鲜、日本的古代文明，而且开辟了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班超出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鉴真东渡扶桑等历史记载，都书写了中原文明传播的壮丽画卷。从北宋开始，中原文化凭借当时最发达的航海技术，远播南亚、非洲各国，也开辟了世界文明海路传播的新纪元。
第五，基础性。中原文化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处于主体、主干的地位。中原文化在与其他文化不断的融合交流中，身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并由此催生了中华文化的形成。中原文化的核心思想，如“大同”、“和合”，都成为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中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如礼义廉耻、仁爱忠信，都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中原文化的重大民俗活动，如婚丧嫁娶、岁时节日等，都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民俗活动。正如一名著名考古学家所说：中原以外的文化区都紧邻或围绕着中原文化，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这些外围的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是花心。正是花心的不断绽放，才形成了中华文化这朵绚烂的文明之花。
中原文化之根—— 史前文化
二里头文化
中原的史前文化，时间久远、内容丰富、领域广泛。8000年前左右的裴李岗文化，在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了数百件磨制石器和陶器，在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房址53座，窑穴370座、陶窑13座，以及灰坑、墓葬、瓮棺葬等，出土文物近5000件，特别是出土的世界上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骨笛，改写了世界音乐史；出土的酿酒遗物，被美国人配方复制后，生产出来了9000年前的古酒，引起世界轰动。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出土了大量的彩陶和磨光石器，充分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我们先民们的生产生活状况。5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河南也发现了相当丰富的陶器动物浮雕及鼎、罐、壶等文化遗存。由此可以看出，史前文化在河南发现不只一处，也不只是少数、若干处的几件历史遗存，而是连续的、有规模的历史遗存。这些都充分表明河南在整个史前文明时期都处于领先地位，也足以说明中原大地是中华民族文明最早起步的地方之一。
关于“史前文化”
在历史科学中，历史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历史指有文献记载的那部分人类历史，史前史就是文字产生以前的历史。史前史主要依据考古资料进行研究，其建立以丹麦学者汤姆逊以生产工具划分的三期说为基础，即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后来学者们进一步把史前时代划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因为有文字记录以前的历史就是“史前史”，中国在商王盘庚以前的历史都应划在史前史的范围之内，所以西方史学家的某些著作至今还把商代当成中国的史前时期。但现在学者们倾向于把属于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作为中国史前史的下线，认为二里头文化的晚期已进入文明社会，此前的各种文化属于中国的史前文化。
触摸文化的童年
炎黄二帝
史前，一片迷朦的土地，一派神秘的时空。那里的天空该是何等的星光闪烁？广袤的旷野上会是哪般的炊烟烽火？那时的先人在进行怎样的刀耕火种？考古与历史专家们的描述与文物遗存的呈示，会让我们感觉8000年前的风物正迎着我们扑面走来。
裴李岗文化，距今8000年至7000年。它是河南境内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遗址主要分布在豫中地区的河谷、盆地二级台地上。其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已出现家畜饲养，并伴有采集及狩猎生产方式。裴李岗文化时期人们已开始建造半地穴式房屋，并有公共墓地。著名的遗址有舞阳贾湖遗址、新郑唐户遗址、长葛石固遗址、新密莪沟遗址等。
省文物管理局副局长孙英民研究员：贾湖遗址是目前已经科学发掘的典型裴李岗文化遗址，该遗址的发现，对研究和阐释远古时代中原古居民的社会形态，生产、生活方式，原始农业，原始手工业，农产品加工，酿酒业等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出土的骨笛经中国艺术研究院测试，仍能演奏出《小白菜》等美妙的中国民乐，在世界上影响极大。
仰韶文化，距今7000年至5000年。其遗址广泛分布在以豫西、晋南及关中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仰韶文化继承和极大发展了裴李岗文化的内涵。典型遗址有郑州大河村、邓州八里岗、淅川下王岗、灵宝西坡、灵宝北阳平遗址群、安阳后冈、三门峡庙底沟、郑州西山、濮阳西水坡遗址等。
孙英民：这个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已经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建屋而居的聚落；再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彩陶的烧制和使用。考古实物证明，仰韶文化是继裴李岗文化之后，在黄河流域兴起的一种十分强大的文化。它反映了中国原始氏族从繁荣到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其分布之广、延续之久、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远，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龙山文化，距今5000年至4000年，大致与古文献中的尧、舜、禹时期相对应。龙山文化以精美的黑陶为主要特征，曾被称为“黑陶文化”，河南重要遗址有安阳后岗、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汝州煤山、永城王油坊等。
孙英民：龙山文化的显著特征，一是出现了较多的城址，如安阳后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这些城址印证了古史记载中的“万邦时期”。二是龙山文化时开始使用铜器，如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了目前国内所知最早的青铜容器残片。铜器的发明和使用，极大推动了古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出土的骨笛经中国艺术研究院测试，仍能演奏出《小白菜》等美妙的中国民乐，在世界上影响极大。
仰韶文化，距今7000年至5000年。其遗址广泛分布在以豫西、晋南及关中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仰韶文化继承和极大发展了裴李岗文化的内涵。典型遗址有郑州大河村、邓州八里岗、淅川下王岗、灵宝西坡、灵宝北阳平遗址群、安阳后冈、三门峡庙底沟、郑州西山、濮阳西水坡遗址等。
孙英民：这个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已经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建屋而居的聚落；再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彩陶的烧制和使用。考古实物证明，仰韶文化是继裴李岗文化之后，在黄河流域兴起的一种十分强大的文化。它反映了中国原始氏族从繁荣到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其分布之广、延续之久、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远，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龙山文化，距今5000年至4000年，大致与古文献中的尧、舜、禹时期相对应。龙山文化以精美的黑陶为主要特征，曾被称为“黑陶文化”，河南重要遗址有安阳后岗、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汝州煤山、永城王油坊等。
孙英民：龙山文化的显著特征，一是出现了较多的城址，如安阳后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这些城址印证了古史记载中的“万邦时期”。二是龙山文化时开始使用铜器，如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了目前国内所知最早的青铜容器残片。铜器的发明和使用，极大推动了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三是发明了水井开凿技术，为人们远离河流谷地向内陆地区发展提供了可能。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蛋壳黑陶”，显示了当时高超的制陶工艺水平，以至于现代技术仍难仿制。
二里头文化，距今4000年至３６００年。在该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殿遗址，布局完整，功能合理，被学者们称为华夏第一王都。
孙英民：专家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有着紧密的直接联系，相当多的学者认定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中原地区在这个时候已跨入文明时代。
8000年后的回望
站在8000年后的今天，回望中原史前的天空，我们清晰地发现：中原史前文化携带一种恢宏之气，向周边扩散、辐射与延展。正是这些史前文化的积淀、融汇与激荡，最终催生出了中华大地的早期文明。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陈朝云教授：中原史前文化辉煌、灿烂而强势。尤其表现在仰韶文化期和龙山文化期。仰韶文化时期，在其影响下，在渭水中、下游流域，豫西和晋中、晋南地区这一广大范围内形成具有比较统一文化面貌的文化区域，因此不难想象，与周边其他相关考古文化相比，中原文化在这一时期不仅是当时处于中心地位的强势文化，而且在当时中国境内各类文化的发展态势中起着明显的主导作用。
龙山时代，文化规模最大，其影响也最为引人注目。考古资料揭示，中原龙山文化中的王湾三期文化甚至向南深入到江汉平原，导致了当地的强势文化石家河文化的衰亡，显示了中原龙山文化的强大扩张力量。到了“龙山时代”的后期，中原龙山文化已经构成当时中国境内诸文化的核心，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态势和割据已经形成。中原文化成为推动中国境内各种文化交汇激荡产生的强有力的动力，直接推动了中国文明的形成进程，并带动周边地区一起迈入文明化进程。
南京大学历史系范毓周教授：正是我们的先民在中原地区长期繁衍、生息，不断劳作、发展，汲取相临地区文化的诸多文化因素，最终催生出彪炳于世的中国早期文明。中原地区很早就出现了城郭林立、礼制规范化、贫富分化，城邑、文字、青铜器等中国文明形成的主要标志，最早就是在中原地区的文化演进过程中先后出现的。中原地区是中国文明诞生的历史摇篮。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的形成进程中具有其他地区文化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起到过无庸置疑的主导作用。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教授：整个中国的古代文化就像一个重瓣花朵，中原是花心，周围的各文化中心好比是里圈花瓣，再外围的一些文化中心则是外围的瓣。这种重瓣花朵式的结构乃是一种超稳定的结构，又是保持多样性因而充满自身活力的结构，中国文明的历史之所以几千年连绵不断，是与这种多元一体的重瓣花朵式的文化结构与民族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分不开的。
留住我们的根
史前，一截文明萌动的火种，一段辉煌征程的印证，它向人们述说人类文明的跋涉，向千秋万代昭示我们祖先的史迹。这种来自根脉的规定性，要求我们举起保护的旗帜，要求我们踏踏实实地履行传承。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袁广阔教授：河南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各时期遗址众多，其中各历史时期都有重要遗址，但由于古代遗址往往和现代城市村落同处一地，相互叠压，在现代掘土工具先进的今天，许多古代遗址甚至在短时间之内就会被毁掉，因此我们有必要展开一次大规模的文物普查，摸清家底，给各遗址划定出保护范围，派专人看护。各地行政主管部门特别是文物部门要提高利用文物的意识，在文物出土前要有就地保护的方案，目前河南发现的遗址很多，但与之对应的遗址博物馆太少，向非专业人员介绍的资料和信息太少，而遗址博物馆建立之后，大量的信息和实物都可以展示出来，满足广大观众的不同需要，同时随着其规划的完善，遗址也可以得到有效地保护。
省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张新斌研究员：关于河南史前文化的保护与利用，还有不少的工作要做，我以为，至少有３个方面应该引起关注和重视。
第一，保护与建立。史前文化的重要发现，只有保留下来，形成大景观，才能为当代社会带来更多的价值。在构建文化大省时要建立相关的目标体系，要围绕遗址保护，建立国家遗址公园，形成具有国家影响力的文化大景观。要在重要考古发现之后，形成类似于兵马俑、半坡遗址博物馆之类的遗址现场展示场所，以直观性与震撼力形成体现河南深厚文化的景观符号。要建设地下考古发现的集中展示园区，对那些现场不宜保留，而又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遗存，异地集中保护，形成代表河南考古大省的大景观，成为我省文化建设的标志性符号。
留余文化
第二，开发与传承。史前文化的发现，可以形成品牌并带来商机，如仰韶文化、大河村文化，均已开发出相应的白酒。贾湖遗址的骨笛、青台遗址的丝织品，也都可以开发出相应的产品。我认为，从“大商机”的角度，以后要更加关注以下问题：一是要形成考古发掘，联合发掘，尤其是与境外合作中，有关商业开发的合同约定，在学术成果发表方面要考虑有关文化安全的事宜，将其放在应有的高度。二是与地下发现中的知名品牌，及时注册，以防止资源流失。三是要对古代工艺与产品复制的企业与程序进行有效管理，防止低层次的复制，降低知名品牌的档次，形成一套报批与审验的管理机制。
第三，解读与研究。史前文化遗址，除进行考古学研究外，关键是要进行历史学解读。这些史前遗址的潜在价值，尤其是寻根价值，已成为凝聚海内外华人的标识物与纽带。要加大对史前文化的历史与文化价值的研究，将文物的保护与开发作为挖掘史前文化资源的两翼，发挥民间力量与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发挥学术团体与企业界的积极性，使史前文化的资源在保护的前提下得到充分的利用。
散落在南方的中原文化活化石
中华九州大地，明显地分为南方和北方。林语堂当年写《吾土吾民》向世界介绍中国，开篇即讲“南方与北方”这个大差异，非如此无以论其他。
南国多山多水，森林繁茂，物产极多，可以为人类提供很好的生存条件。那些失去了原有家园的人群，一旦进入了南方葱郁的山林，就可以借助其自然条件存活下来，
即使不能重建往昔业祚，至少也可以休养家族血脉，徐图光复之志。而这个自然地理特点，恰恰成了中华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最早的故事，四千五百年前，黄帝代表的新文明在中原崛起，先后在涿鹿之战中打败蚩尤，在阪泉大战中打败了炎帝，而正是南方的山林，收纳了蚩尤和炎帝的残部，成为后来的苗族等南方蛮族。
以蚩尤和炎帝的后代为文化的“地基”，此后的南方历史，就好像是不同时期中原华夏文化在这个“地基”之上的逐层叠加。
傩文化的主体本是中原文化，明朝时随南征军和移民进入贵州，图为安顺屯堡地戏
贵州安顺，位于海拔1000多米的云贵高原深处，沿当年经黔入滇的古驿道，星罗棋布地散落着数百个600多年前明代修建的屯堡，里面至今仍居住着当年朱元璋“调北征南”大军及其军属的后代。他们不可思议地固守着祖先们从江淮带来的一切文化，600多年不变，直到一步步成了今天的“中古汉文化”活化石。
600多年的文化活化石，在苍茫南国大地上，还属于最新的一个“文化层”。从黄帝直到明清的数千年中华历史上，每一次中原人的大规模南迁，都会像洪水冲击一样，将当时的中原文化带入南国，形成一个特定的“文化层”。这些代表不同时代的“文化层”一层一层地叠加起来，共同构成了今天的“南方版中原文化”。
最大的几次“文化层”叠加，当属历史上著名的“客家人大迁徙”。早在秦朝，就曾有国尉屠睢赵佗发卒五十万征伐南越。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在广东河源龙川的佗城村，仍可见当年五十万中原大军的后代，全村两千多人分为140多个姓氏，一一昭示着他们的中原祖籍。
此后两千年，客家人南迁导致的“文化层”叠加不断发生。既有如汉室衰败、五胡乱华、晚唐割据、金人南下等乱世时期“群雄争中土，黎庶走南疆”的流民大迁徙，也有如三国和南宋时期“衣冠南渡”的王室南迁，还有如唐末王审知称闽王之后河南光州氏族成批的南投。“这些南渡的人们，在政治方面，支撑了东晋以来朝代的局面；在经济方面，开发了南方的产业，增进了南方的生计；在民族方面，增加了内地人民和南方部族如百越族（包含闽越族）、一部分苗裔（包含畲族）的融合……”《客家源流考》的作者魏应麟教授如是说。
然而，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
如果说“南方版中原文化”是一层层衍生物，一堆堆活化石，那么，所对应的那个文化母体，就应该是更高等的、活生生的、完整无缺且连续贯通的“原版中原文化”。
在各个客家文化集中地，包括安顺屯堡这种“文化活化石”所在地，人们能够从现存遗迹中强烈感受到那种朝圣一般坚定不移的精神指向。这些南迁的中原人，无论是避难逃亡的流民，还是屯军实边的军民，都决不改变自己的文化归属，即使到了天涯海角，进了深山老林，也坚定地自认为是中原人，是华夏人，是汉人，不肯将自己混同于周围的蛮族。他们大多是被迫南迁的，从离开中原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处在了一种身体与心灵的分离状态，因为心灵永远留在了故土，与“原版中原文化”紧紧相连。
身为“原版中原文化”的华夏人当年那种独步天下的文化优越感，今日的中国人已难以想象了。一个人人从小即懂得“仁者爱人”，懂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族群，遇到那些还处在“贵健壮，贱老弱，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这种程度上的异族，基本上无法平等交流。到了明代，华夏文明已处在顶峰，关于玉石，已有玌、玒、玚、玖、玗、玘、玙、玬、玮、玪、玤、玦、珏、玧、玣、珃、琚、珛、珺……等上百种分类和鉴赏，也无法再与他者文化圈中人分享。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此言，至迟到明代西南屯边时，还一直都是如此。今日贵州安顺那些保存完好的屯堡，就是明证。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曾经傲视四方的“诸夏”，作为母体文化的“原版中原文化”本身，不会在中原本地逐渐沦落。历史上，很多次中原人南迁，都是胡人自北南下征服北方和中原的结果。尽管在文化上征服者也被同化，但毕竟在政治上形成了长期的“胡汉分治”，与汉人对南方蛮夷的强势同化大不相同，前者实际上导致了低等文明对高等文明的摧毁和取代，与欧洲历史上北方日耳曼蛮族对古罗马文明的摧毁和取代类似。
就这样，中国的南国大地，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上，起到了既接纳低等文明又收容高等文明的双重作用。
